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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找有關宋代政府結構的知識或圖表
我想找有關宋代政府結構的知識或圖表zxfqqx我想找有關宋代政府結構的知識或圖表relasser的回答被採納:宋朝的城鄉基層行政組織 中國古代的聚落組織經歷春秋、戰國時代的變化，[51]大致始自秦國商鞅「令民為什伍」以來，確立了秦漢時代鄉、亭、裡的基層體制。[52]但長時期內，城鄉的基層組織看來沒有明確區分，城市基層組織也可稱坊，而坊與裡常可混稱，[53]直到唐宋時，城鄉的基層組織有了相當嚴格的區分，這也反映了城市和工商業發展的一個側面。 宋朝沿襲唐制，鄉村中有鄉和裡，城市中有坊，但鄉和裡更重要的是作為地名和人們的戶貫。今人所用的籍貫，古代其實是區別為籍和貫，前輩學者王毓銓先生對此已有考訂。貫有戶貫、鄉貫、本貫、祖貫等名目。[54]從北宋到南宋，儘管鄉村基層組織有所變遷，從《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》看，直到南宋前期，鄉村戶的戶貫普遍用州、縣、鄉和裡，只有個別不用鄉或裡，而用村、鎮或社，而坊郭戶的戶貫普遍用州、縣和坊。但在南宋晚期的《寶佑登科錄》中，坊郭戶貫仍用州、縣和坊，而鄉村戶貫有的只用州和縣，有的兼用鄉，而兼用裡者較少。 宋朝鄉村一般是縣之下分若干鄉，鄉之下又分若干裡，但也有一縣設一鄉，一鄉管一里或鄉下無裡的情況。如宋神宗熙寧時京兆府所轄，多數縣為一鄉一里，少數縣有鄉無裡，只有乾縣和渭南縣多數鄉轄有二、三或五里。[55]宋朝制度的一大特點是名實背離，而各地州縣衙門和鄉里的吏制差別頗大。從史料上看，有些地區設有鄉長，[56]另一些記載中又有鄉官，[57]但顯然不是普遍的制度。據北宋的《兩朝國史志》說：「諸鄉置裡正〔主〕賦役；州縣郭內舊置坊正，主科稅。開寶七年，廢鄉，分為管，置戶長主納賦，耆長主盜賊詞訟。」[58]所謂「廢鄉」，當然不是取消鄉名，而只是取消鄉的基層行政單位。裡正的名目相當普遍地保留下來。在每鄉只有一里的地方，裡正和鄉長也不會有區別。在部分地區，擔任裡正者不管鄉里的事務，只是準備輪差州役衙前，到宋仁宗時，又明令廢除里正。鄉村基層組織的頭目是戶長和耆長，他們的轄區則稱管。 按宋朝吏制，戶長和耆長都算鄉役，耆長又稱三大戶，乃是沿用後周之制，以本管的三家上戶輪流充任，其下設壯丁。戶長和耆長的管轄區至少在某些地區是不同的。如福州共有68鄉，305里，在宋哲宗時設戶長130人，耆長443人，則戶長的管大，而耆長的管小。[59]明州定海縣有「六鄉」，而清泉鄉「析為二管，總號七鄉」，[60]五鄉不分管，而一鄉分兩管，似可推論為五鄉每鄉即是一管。南宋湖州德清縣還保留了管的名稱，兩個鄉各轄五里，不分管，四個鄉分別轄十里、十五里和二十里，在鄉和裡之間設管，[61]則轄五里的兩鄉也都是每鄉一管。《八瓊室金石補正》卷111《宋全等施石獻床記》載有「懷州河內縣清期鄉弟二管西金城村」。紹興府會稽縣有「雷門東管第一鄉」，[62]應是由鄉分管，而後又將管改立為鄉。此外，至少部分地區又將耆長的所轄的管稱為耆，如四川瀘州江安縣原為一鄉七里，後為「一鄉一里八耆三十二都」，八耆包括羅力耆、羅隆耆等，其中一部分顯然是原羅力裡、羅隆裡等改名。「惟士人應舉，卷首書鄉里名，至於官府稅籍，則各分隸耆下，故結甲日以耆冠都」。[63]據明《喜靖彰德府志》卷8引宋相州地方志所載，當地只是管之下轄村。由此可知，宋朝的鄉、裡以及管或耆的關係相當複雜，各地的情況五花八門，難以一概而論。至於「士人應舉，卷首書鄉里名」，可與前述南宋的登科錄互相印證。 宋神宗時，推行保甲法，規定每五戶為一保，五十戶為一大保，五百戶為一都保，後又改為二十五戶為一大保，二百五十戶為一都保，分別設保長、大保長和都保正、副保正。[64]接著，宋廷又下令廢戶長、耆長和壯丁，以保正取代耆長，另設承帖人隸屬保正，以催稅甲頭取代戶長。[65]宋哲宗時，又取消催稅甲頭，用大保長催稅。[66]此後，宋朝鄉村又出現了新的基層單位都保，一般簡稱都，有時也可簡稱保。前述江安縣就是在八耆之下設三十二都。都往往以數字排列，如羅力耆下轄第一到第八都。都攙雜在鄉里之間，又形成了更複雜的關係。如平江府常熟縣各鄉，鄉下分都，都下分裡。感化鄉下轄第一到第七都，第一都下又轄虞山裡等四里，但有的裡又被幾個都所分割。[67]徽州的一些縣是鄉下分裡，而祁門縣是鄉下分都。如「歸化鄉在東，其都歸仁、義成、沙溪」，[68]當地的都又不以數字排列。又如慶元府象山縣則是在裡下設保，政實鄉「管裡一，保十二」，裡名美政裡，保名烏石保、白石保等。按當地登記的戶口數估計，每保的人口大致相當於一都保，應是指都保。[69]可見都保與原來的鄉里之間的關係，也宋朝的村落多半是自然村，轄於裡和都之下。如前述有「懷州河內縣清期鄉弟二管西金城村」。但彼此關係也不可一概而論，宋孝宗時，明州鄞縣有豐樂鄉「管裡一，村二」，裡名石柱裡，村名乾坑村和故干村，但通遠鄉「管裡一，村一」，裡名李洪裡，村名環村，[70]實際上是一個村同時又兼有鄉名和裡名。明州後升為慶元府，宋理宗時，奉化縣的奉化鄉轄「管、裡二，村四：廣平管，鎮亭裡，明化村、長汀村、茗山村、龍潭村」，其實是鄉、管、裡三者同地而異名。慈溪縣金川鄉「管裡四，村三」，裡名雲山裡、太平裡、大川裡和求賢裡，村名太平村、招義村和千金村，又是裡反而小於自然村。[71]再以華亭縣為例，其胥浦鄉「三保、九村，管裡五」，則是都保大於裡；長人鄉「六保、十二村，管裡三」，則是裡大於都保。[72] 綜上所述，自北宋到南宋前期，鄉和裡一直作為地名和戶貫所在地。但到南宋晚期，鄉，特別是裡的概念有所淡化。自宋太祖開寶以後，鄉村實際的基層行政單位大多是管或耆，宋神宗以後又改為都保。 在城市方面，宋時雖打破了前代坊和市的嚴格區分，仍將坊作為基層行政單位。城市人口的流動性大於鄉村，城市又打破城牆的限隔，向城牆外擴張，官府對城市的管理相當普遍地在坊之上設廂，有的大城市甚至設兩級廂制。開封城內八廂，城外九廂，每廂下轄若干坊。後來又在廂之上設四個都廂。[73]《元史》卷62《地理志》也記錄了一些宋代城市設廂的情況，如饒州「舊設三廂」，安吉州「舊設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廂」。太原府城有朝真坊、法相坊等，[74]四川夔州設宣化坊、刑清坊等十八坊，王十朋曾為之賦詩。[75]南宋晚期，上海也設立了拱辰坊等四坊，[76]實際上成為城市的雛型。 北宋前期到中期，前已引證《兩朝國史志》所說，「州縣郭內舊置坊正，主科稅」，而宋朝仍沿襲舊制。宋神宗時，「廢戶長、坊正，其州縣坊郭稅賦、苗役錢，以鄰近主戶三、二十家排成甲次，輪置甲頭催納，一稅一替」。[77]實際上，坊的頭目不一定叫坊正，如福州一帶則有坊虞候。[78]宋欽宗手詔中提及「城郭差坊正、副」，[79]可知坊正和副坊正仍是普遍設置的。 廂一般設置廂官和廂吏、廂典，特別是在大城市，廂官的資序較高。[80]城市的防火是個大問題，按《慶元條法事類》卷80《失火》規定，「諸州、縣、鎮、寨、城內每十家為一甲，選一家為甲頭」，負責防火。又如南宋時，福州在廂之下設社，用以防盜和防火。[81] 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，城市的廂和坊，鄉村的管、耆和都全是基層行政組織，其職責離不開治安、催稅、戶口和家產的登記等事務，但也有諸如賑濟、防火、水利等地區性公共事務。如北宋名臣蔡襄規定，福州「諸坊只得管本地內爭鬥、火燭、奸盜、賭錢、殺牛公事」。[82]南宋後期黃震規定，撫州「應諸坊、廂委系貧乏妊婦無力養育之家，訴於臨產之時，經坊長保明申上，支保產米一石，會子五貫」。[83]事實上，基層鄉胥、坊正之類的事務是相當繁雜的。宋太宗至道時，懷州「河內縣裡正等申超分析到緣河兩岸使水二十村，二百二十五戶，澆得田土約六百八十餘頃」，[84]這是裡正參與水利的記錄。北宋前期，「綱運每有拋失官物，久例取憑地分村耆並全綱人照證，結軍令罪保明，除破官物」。[85]參加科舉者也須由「鄉耆保驗」，「村耆察訪行止」。[86]如此之類，都是宋朝鄉胥、坊正事務的一鱗半爪。 官府選拔基層政權的頭目，一般是注意委任富有者。北宋規定「第一等戶充里正，第二等戶充戶長」，「耆長差第一、第二等戶」。[87]保甲法規定，大保長和都、副保正都要選「物力最高者」。[88]又如南宋福州城內和城外草市，在廂之下設社，「以有產業人充社首、副」。[89]上述規定都反映了宋朝政權的階級屬性。 鄉村和城市的基層行政單位頭目，「所謂鄉亭之職，至困至賤，貪官污吏非理徵求，極意凌蔑」，「期會追呼，笞棰比較」，「至於破家蕩產，不能自保」，「上之人既賤其職，故叱之如奴隸，待之如罪囚。下之人復自賤其身，故或倚法以為奸，或匿賊以規免」。[90]在傳世的宋代史料中，他們一方面是上級官吏的勒索和凌蔑對象，甚至有傾家蕩產者，但另一方面又舞法弄權，魚肉鄉里。這兩方面的現象都體現了中國傳統基層行政的特色。 宋朝社會的文化教育層次和士大夫 與前代相比，宋代社會的文化教育層次顯然有所變化。這主要是隨著印刷術的推廣，教育的發達，城鄉的識字率有相當提高，識字的士人數激增。但是，這種情況也不應誇大，總的說來，在宋代的物質生產水平下，仍然不能擺脫統治階級文化教育層次較高，而被統治階級文化教育層次較低，文盲率很高的狀態。當然，上述的總估計又不應絕對化，因為富貴者未必文化教育層次都高，而貧賤者未必文化教育層次都低，故本文在開頭已經提及，今人事實上不可能以文化教育層次的高低劃分階級。 在傳世的史料，宋朝的社會下層有「極貧秀才」，需要救濟。[91]如開封城裡有個馮貫道，「舉進士不偶」，「以訓童子為業，二十餘年如一日」，「月得錢不過數千，曾何足以寬衣食計」，[92]張九成在南宋初中狀元前，「家貧，水菽不給，寓鹽官東鄉，作村教書」。[93]宋時鄉村教師生活往往相當貧困，有個「唐教書」，即使在楊麼水寨，也只是充當「不系出戰人」，因為「饑困」，又向官府「歸投就食」。[94]陸游的詩中曾描寫一個鄉村教師：「兒童冬學鬧比鄰，據案愚儒卻自珍。授罷村書閉門睡，終年不著面看人。」教《百家姓》之類「村書」，[95]不需要高深的文化，但此人雖然窮困潦倒，還是深居簡出，自視甚高。[96] 從另一角度看，在宋朝的統治階級中，即使是高官，也未必都有文化。如北宋名將楊業「不知書」，卻是「忠烈武勇，有智謀」。[97]南宋大將劉光世雖是將門之子，然而在嚴州烏石寺題名時，「不能書，令侍兒意真代書」。[98]韓世忠「生長兵間」，「不識字」，直到罷兵柄後，才學習填詞。[99]除了科舉出身外，如進納、蔭補等出身者，也有相當部分文化水平不高，「世祿子弟」「至有全不識字而僥冒中選者」。「河北路買官之人，多是市井庸猾」，此類「屠酤市販之輩」，文化素質也可想而知。[100] 關於文化因素，不能不涉及士大夫一詞。我曾與韓國的李錫炫先生討論韓國學者感興趣的士大夫問題，認為宋朝的士大夫與官戶，甚至官戶中的文官都不能混同或等同，更不論將士大夫與地主階級混同和等同。 士大夫在古代大致是指官吏，如《周禮．考工記》說：「坐而論道謂之王公，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。」《荀子．君道》說：「上賢使之為三公，次賢使之為諸侯，下賢使之為士大夫。」但有時也作文士，如《韓非子．詭使》說：「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。」有時又作軍隊的將士而言，如《史記》卷109《李將軍列傳》說，李廣「引刀自頸，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」，司馬遷評論說：「彼其忠實心，誠信於士大夫也。」此處的「士大夫」其實也可點斷，作「士、大夫」。 士大夫一詞沿用到宋代，其詞義並無大的變化，看來與近代的知識分子一詞有相近之處。一般說來，可以指有學問的讀書人，也可以指官員中的某些文官，卻不能包括其家屬，這與官戶作為一個家庭，顯然有別。如《陳亮集》（增訂本）卷35《陳性之墓誌銘》說：「一日，與鄉士大夫過予，自命行庖具飯。」《方元卿墓誌銘》說：「譜諜之不明久矣，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，使始末可考見者，蓋僅有之，而況崛起田廬，能由其所起之祖，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，是亦可尚已。浦江真溪之方氏，自其諱聳者以有家，至其子超，孫允修，資日以鉅，遂為邑之望族。」看來宋人或可用「鄉士大夫」和「卿士大夫」兩詞，用以區別有無官位。沒有官位者也可稱士大夫，這又是與官戶的一大區別。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卷221熙寧四年三月戊子載宋神宗與文彥博的談話：「上曰：『更張法制，於士大夫誠多不悅，然於百姓何所不便？』彥博曰：『為與士大夫治天下，非與百姓治天下也。』」 此處的士大夫一詞當然是指有官位者，但由於宋朝的官員有複雜的出身和流品，如前所述，除了文官與武官之別，即使在文官中也有各種出身，有的文化很低，顯然不能統稱士大夫。宋朝的武官也不能與現代意義的軍官等同。此外，有些文士由於各種原因，又不能擁有文官的頭銜。 北宋末到南宋初，曹組和曹勛父子其實是標準的文士，曹組「宣和中，以合門宣贊舍人為睿思殿應制，以占對開敏得幸」，充當宋徽宗的文學侍臣，向皇帝進獻《艮岳賦》和《艮岳百詠詩》。曹勛「用恩補承信郎，特命赴進士廷試，賜甲科，為武吏如故」。曹勛「不閑武藝」，也從未參加軍事，卻以武官的序列陞遷，最後官至節度使和太尉。[101]另有一個韓公裔，「初以三館吏補官，掌韋賢妃閣箋奏，尋充康王府內知客」。北宋後期，三館是秘書省的別名，在秘書省充吏胥，往往須有較高的文化要求。宋高宗生母韋氏原先在宋宮中的地位不高，最高只是位居婉容，在嬪之列，直到宋欽宗命康王趙構第二次出使時，才下令將韋婉容陞遷龍德宮賢妃。所謂「掌韋賢妃閣箋奏」，乃是後來的追述。在韓公裔充任箋奏時，至高也是稱掌韋婉容閣箋奏，還不一定是官的差遣，而有可能只是吏的差遣，但文字能力顯然較強。[102]按宋時的制度和慣例，吏胥出身的官員，在官場中是受到某些岐視的。韓公裔雖然攀龍附鳳，卻還是以武官的序列陞遷，後來官至節度使，死後贈太尉。[103] 由於宋朝長期實行文官政治，確立了重文輕武的傳統，文武流品區別森嚴。宋人稱「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，指其僚屬，無賢不肖，謂之『從』」，[104]至有「士大夫多恥從軍」之說。[105]南宋初有兩個陳桷，「秦會之（檜）為相，高宗忽問：『陳桷好士人，今何在？可惜閑卻，當與一差遣。』會之乃繆以元承為對，云：『今從韓世忠，闢為宣司參議官。』元承、季任，適同姓名。上笑云：『非也，好士人豈肯從軍耶？』」[106]唯有科舉出身的文官，才算是當之無愧的士大夫，武官當然不算士大夫。甚至士大夫在軍中充當幕僚，也被視為降低身份，而受到嗤笑。如曹組、曹勛父子和韓公裔之類武官，在今人看來，是可以歸入士大夫之列，但在宋時的一些科舉出身的士大夫眼裡，只怕也難以認定他們是自己的同列。 由此看來，士大夫可以作為研究宋朝社會文化教育層次的一個名詞，但要作為一個階級的觀念，只怕是不妥當的。士大夫可以橫跨官和民兩個層次，卻又不能用於指武官，甚至某些文官，故使用士大夫一詞，似宜慎重。點我查看該類型推薦產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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